长 歌 当 哭 悼 恩 师

秋  良

噩耗来得太突然！当弟弟在电话里告诉我邹老师去世了时，我就像听到一个不真实的传言，好半天不知作何反应！接着二姐又从上海打来电话，把这一噩耗再次向我重复，这时，我已无法跟二姐应答，一开口便声音哽咽，泪如泉涌……

二姐说，邹老师是患癌症去世的。住院期间，二姐去医院看她，她一再叮嘱二姐一定不要告诉我……”

1

您怎么能不告诉我呢，邹老师！我知道您已年过八旬，可我从不以为那便意味着您已衰老，已进入风烛残年啊！在我的印象中，您总是年轻的，美丽的，总是神彩奕奕，活力旺盛的！您老让我忘了您的年纪，老让我以为衰老与死神还离您很远很远……

最近几年间，我曾两次去上海看您。第一次看您，您说您已七十多岁了。您送我一张不久前拍的演出照，照片上，您身着彩色长裙，手舞摺迭纸扇，正跳着《採茶扑蝶》舞。当时看着这照片，我就难以想象，您这位古稀老太是怎么在舞台上弯腰，下蹲，前倾，后仰做扑蝶状的！第二次看您，看到了友人和学生们为您祝寿赠送的字画，才知您年过八旬，可您还告诉我前不久您去哪旅游了，还说您一直在参加老年合唱团的演出，又让我看了您最新的字画习作。怎想到您这么多姿多彩的生活竟嘎然而止了呢！

您的突然离去，也使我第二次对您的探望成了最后一次探望……

那一次，是在前年四月。我是利用去温州考察的机会，专程提前弯到上海去看您的。

那天，您已知道我要去，就一直在家等着我。当我蹬上您家那老式木楼梯，刚喊出一声“邹老师”时，您立刻高声应答，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从屋里快步迎来。敏捷的反应，脆亮的嗓音，再加一头浓密的黑发和艳红的外套，很难让人看出岁月在您身上留下的痕迹。您紧紧拽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把我从楼梯口一直拽进了屋，然后便一通忙活：指使阿姨泡茶，把各种各样糖果零食堆到我面前，带我去见坐在轮椅上的刘老师，最后，便四下打电话，邀请其他认识我的小学老师到您家来。每拨通一个电话，您都要说：“……×××（我的名字），你最欢喜的学生子，现在就在我家里……”老师们来了，您又提议第二天来您家吃饭，您说在家比在馆子里好说话，还说，有阿姨帮忙，您做一顿家宴不算啥。

吃饭的提议通过了，但由您操办家宴被大家坚决一致地否决。第二天晚上，我陪着您从家里往饭馆走去。我发现，一路上您依然步履稳健，而且，还时时在护着我，好像在这车流不息的马路上，需要照顾的仍然是我，而不是您！这让我暗自好笑，更暗自感动！

晚饭快吃完，我偷偷起身到前台结账。您发现了，追上来，非要跟我争着买单，争得不依不饶。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也将就您了，因为这种事我从来没争赢过您。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也执拗起来，坚持由我把账付了。

您脸上出现了不快。您喃喃说：“你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的，你是我的学生……”我连忙赔笑辩解：“邹老师，应该由我来孝敬您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谁知您竟愠怒而又固执地顶了我一句：“但你总还是我的学生呀，不可以的！”

我楞了。我为一时不知如何解读这话而惶惑，但同时，一股震颤全身的感动又从心脾深处弥漫开来……

就这次见您时，我问您身体如何，您还说：蛮好的，没什么病，就是血糖高点，注意就行了。您还把长征从国外给您买的血糖计拿给我看，跟我说它用起来如何之方便，有它监测，血糖的毛病就不用担心。

听您一说，我真不担心了。可谁知，就这次一别竟成永诀！

2

我很清楚，邹老师，这么多年了，有件事我跟您是心照不宣的：当您说我是您学生的时候，或者当我说您是我老师的时候，这个“学生”与“老师”的涵义早已非同寻常！这么多年，您一直把我这个学生当儿子在呵护、关怀，而我也一直把您这个老师当母亲在牵挂、思念！有好多次，我跟我的同事提起要去上海看您时，他们都会既惊讶又艳羡地说：你跟小学的老师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太难得，太难得了！

我无法对所有人细述往事。但那些已刻入骨髓的往事，无论时光的流水怎么冲刷，又怎会磨灭半点呢？

一切都是从母亲去世开始的。

母亲在四月中旬的一天骤然去世。是的，四月中旬，跟前年我来上海看您的日子只差两三天。那日的头一天，她出门上班时还好好的，下午就有同事来家里告知，她不舒服，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还没等我们几个孩子前去看她，她就撒手离去了！

我那时才十二三岁，几年前失去了父亲，现在又失去母亲，虽说不能立即明白失去双亲的全部涵义，还是被突然袭来的恐惧和悲伤笼罩了，脑子一片空白，不会哭，只会流泪、抽泣……

您和弟弟的班主任陈雪凤老师最先赶到我家。一见到您和陈老师，我和弟弟都嚎啕大哭起来，一哭便不可收拾……

您和陈老师一边流泪，一边抚慰着我们，任由我们在你们面前哭个够，哭得个天昏地暗，酣畅淋漓，直到二姐和父母生前的好友到来……

自那以后，您变了，从严师变成了慈母。您以前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严格甚至严厉的，特别是对我。您多次把我训斥得狼狈不堪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但自那以后，您不仅没再训我，而且把多年来对我不动声色的宠爱全部化为母亲的柔情，不加掩饰地倾注下来。母亲去世后，我曾被接到学校住了几天，那几天，您天天在学校呆得很晚很晚，除了为我铺好床，安排我睡下，还要站在床边陪我说很久的话，直到我安然入睡您才离开。到后来，您干脆把我接到了您家，在您家住，在您家吃，在您家玩。您有三个孩子，屋子并不宽敞，我去后，您就让我跟您大儿子长征挤一张床……

您的关爱也带动了全班同学。一到节假日，就有小伙伴邀请我去他家，我的课桌里，常会有不知谁送的各种小礼物和好吃的东西……

这一切，都化作一股股巨大的暖流涌来，为我驱逐了丧母之痛，让幸福与甜蜜重回心间……

也是自那以后，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我母亲般的呵护与牵挂，而我，也再没有停止过对您儿子般的眷恋与思念。到武汉上中学以后的好多年里，我一有烦心的事或者高兴的事，都会给您写信，您家的地址“淮海中路××××弄××号”是我几十年不忘的通讯地址；而您也总是很快给我回信，用绢秀的小楷一写就是密密麻麻一大篇，把我熟识的同学、老师和母校的近况一一道来，虽琐琐碎碎，却亲切无比，就像母亲跟远在外地的儿子絮家常。您还常借路过武汉的机会来看我，每次来，都不忘带礼物：我未成年时您带钢笔，笔盒、日记本；我成年后您就带领带，带衬衫；我结婚时，您还不忘给我太太送一件毛衣……而我也是，只要逮着机会，就一定去上海看您，一蹬上您家那老式的木楼梯，一走进您那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我就有回到儿时故居的亲切感……

3

但是，邹老师：您对于我的恩泽，可不是从母亲去世才开始的！

我记不清您是从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开始接任我们班班主任的，您接手后一直把我们带到了小学毕业。就在这短短几年间，您不仅为我们今后的人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还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欢乐时光！

在我的小学记忆中，无论怎么搜索，也找不出被作业、考试和分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也没背过被书本压得沉甸甸的书包（我们那些缝了又缝的旧书包也承受不住这样的重量）。相反，我只觉得我们的整个小学生期间都是在没完没了快乐有趣的活动中度过的。特别是您来当班主任以后。

您究竟带领我们班开展过多少别出心裁的活动，现在已说不清了。只记得您的点子特别多，您的每一个点子，都能在班上掀动一阵“时尚”：您要我们绣花，男生女生全握着绣花绷子飞针走线；您带我们演戏，能把大半个班的孩子吸引上台；您建议搞“动物角”，同学们就纷纷搬来八哥、黄鹂、金鱼、乌龟、小白免、荷兰鼠甚至蝈蝈，金龟子，蚕宝宝……把教室的一角塞得满满的，变成了小小动物园；您又不知哪弄来一把理发推子，号召男孩子们学理发，结果男孩子个个踊跃，有敢拿起家伙往别人头上薅的，也有敢伸出脑袋让人薅的……正是在这些层出不穷的活动中，您让我们学会了探索，学会了合作，学会了自我管理，并建立起友谊……

您自己就会唱歌，会跳舞，会朗诵，会表演，会画画，会做各种手工作品，您的多才多艺，让我们佩服得要命，几乎相信您是无所不能的，但您更有一双特别的慧眼，能敏锐地从我们不经意的喜好与玩乐中发现聪颖的幼芽，精心发掘，精心培育，让它绽放出一朵朵五彩奇葩。我们几个在家里玩木偶游戏的小伙伴，就是这样被您发现，被您几年如一日的引导、扶持、点化，最后成为学校文工团的台柱班底，成为校内外小有名气的木偶剧团。而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学到的，又岂止是演木偶戏呢！

您那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也让那些平时毫不出众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在全班同学面前“闪亮登场”，让我们这些很容易把尾巴翘到天上去的“尖子”们，在惊讶和佩服之余，也懂得了尊重别人，学习别人。那个姓曹的学二胡的孩子，不就是因为您一次次让他在班上，在学校上台演奏，成为“明星”的吗？而我们也因为有他，小小年纪就知道了谁是刘天华，熟听了《良霄》和《光明行》。您有一回上作文讲评课，念了一篇没按您命题写的文章，一篇国际时事评论。光这内容，这体裁就已经让我们大感意外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谁都没想过要去写这样的文章，也未必说写就写得出来。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文章的作者。这是一位平时很不出众，羞于在人前说话，而且鼻涕像老也擦不干净的男孩。您不仅夸他文章写得好，还请他站起来，问他是不是有读报的习惯，并大加赞扬。

您身上不知散发着一种什么魔力，不仅能让最调皮的男孩子变得听话，而且不用催，不用逼，不用恐吓，不用责罚，就能让我们这帮懵懂少年如痴如醉地去探索，去尝试，而且那么执着，那么勇敢。为了养好免子，我们会自己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书看，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因为没钱买）。为了演童话剧《马兰花》，一大群男孩女孩可以全凭自己的记忆和灵感即兴创作，一下午一下午地在教室里凑台词，编剧情，楞把一台大戏搬上了学校的舞台，又走到了校外。您总在鼓励我们编剧本，演戏，从最初改编语文课文，到后来进行“原创”。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这帮小毛孩子究竟写出过多少剧本已经算不清了。我只记得毕业前夕我们最后一次树雄心立壮志是要创作一部大型多幕话剧《三毛三部曲》，从演三毛的过去、现在，一直到幻想他在二十一世纪！今天回想这些往事，我仍然会惊讶我们年少时的“狂妄”和“大胆”，但在当年，我们何曾对自己有过怀疑？那是因为您自始至终都跟我们在一起：您亲自主持我们每一次的讨论，您一直认真听我们每个人畅谈构思，甚至任由我们争吵得像斗架的小公鸡，然后，您又认真地发表意见，认真地帮我们分配任务，认真地督促我们去完成。您的认真，成了我们所有人信心和勇气的来源。终于赶在离开学校前，我们把剧本写完了，把厚厚一迭手稿留下了。

剧本后来上演没有？演出是否成功？我没再听您提到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懂事，我们都明白：其实您和我们早就成功了！

…………

几年前我去看您时，您提到我儿时的一个好朋友。您说，他从美国回来看您，一见面就把您抱住，也不说话，人高马大又胡子拉碴的人了，竟哭成个泪人儿！我一听，眼眶就湿了。我完全能理解他，邹老师，我知道那不是伤心的眼泪，痛苦的眼泪，那是一种幸福的泪，感恩的泪！这份幸福和感激会珍藏在您的每一个学生心里，越是历尽沧桑，越会刻骨铭心！

世界名校的公信力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读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书中讲到这样一件事，很有意思：

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被要求辞职，原因是他接收了一笔几百美元的捐款，捐款是由一个中东国家提供的。他一开始只跟捐款方商量，整个过程都没有报告校方，直到所有细节都确定下来了，钱快到位的时候才上报校方。对此，校方认为他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一些人觉得很奇怪：他拿这笔钱并不是受贿，钱是用作研究经费的。钱的来源也清楚。因此，有的学生认为他的辞职是种族歧视引起的，因为这个主任是个少数民族裔。校方发现很多学生不理解哈佛对这件事的处理原则，就作出解释说：中东地区世世代代都是冲突中心，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上研究中东问题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如果事先不进行通盘的彻底的研究并使整个过程透明的话，那么，用这笔钱研究出的结果，人家会说那是某某机构拿一大笔钱收买过来的，这就坏了学校的名声。另外，中东地区的谋杀、恐怖活动接连不断，而在那里还有很多哈佛大学的师生在做研究、去参加会议。如果有个国家或组织与捐款的国家之间是生死仇敌，它会觉得哈佛大学是拿了它的敌人的钱在做着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大研究，那么在中东地区做研究和开会的哈佛师生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校方说，不要因为几百万美元的捐款，来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独立、大学声望和师生安全。不要说几百万美元，中东有些产油国家政府曾经提出捐助最高上亿美元，但我们在仔细权衡后，考虑到这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独立、大学声望，就婉言谢绝了。校方的最基本的立场是，不管接受哪里来的捐款，都要保证学校的学术独立和学校声誉不受损害。所以要求大学的任何一部分，在同意接受捐款之前必须向校方最高层报告，以便作通盘考虑和权衡。

这则资料，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作为哈佛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谨慎地在呵护着自己的学术独立地位和学术声望的。这让人不禁想到了国内的专家、教授以及他们背后的大学或其他机构近年来屡屡在网上遭到抨击甚至唾骂的现象。这一现象很让一些专家教授感到抱屈和忿忿不平，埋怨网民素质太差。看看哈佛的做法，再想想我们学术界的公信力是怎样一步步丧失殆尽的，我想，究竟是谁的素质太差，就应该有公正的答案了。 

清华的大嘴和民工子弟的入学难

今天晨练时,听一楼的武老师说了这么一件事：物管处的电工小何，儿子今年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可去附近学校一打听，到处都跟他说“满了，收不了！”正好武老师看到报上说，现在上面有政策，农民工子弟应该就近入学，任何学校都不能拒收。小何是从农村出来的，大概也该算是农民工吧。武老师就把报纸给他，让他拿着报纸去跟学校谈，再不就找上级部门。小何听了他的，可转了一圈下来，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武老师很生气，让他拿着报纸直接找报社。不过小何是不是找报社了，武老师也说不好了。大概一通钉子碰下来，小何也冷了心，什么希望都不抱了。

武老师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薛涌在《谁的大学》里说的一件事，现照录如下：

2004年夏北京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又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炒热。在这一“大跃进”中获益最多的是清华大学，其领导们的出语也最为惊人。其中一位领导说，清华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每年还缺10亿到20亿的经费。也就是说，现在国家三年给清华18个亿，还只是个小头，应该再追加经费两三倍甚至更多。理由是：哈佛大学每年经费是十几亿美元。

薛涌评论说，这位清华领导的话“当然是最有气魄的”，要直接在钱上与哈佛大学比拼。可是，“撇开中美两国的贫富悬殊不说，你真要和哈佛大学比，首先就要把清华大学变成一所私立大学，不靠皇粮吃饭。”据薛涌说，哈佛起家的时候，是一所穷得丁当响的学校。因为有个叫哈佛的人捐了书给学校，学校就把“冠名权”给了他。就为这几本书，这人就成了世界一流名校的校名，可见学校当时有多寒酸，化缘是多么地迫不及待。可人家穷日子穷过，坚持自己的学术传统，培养的学生成了社会精英，有了财富后纷纷回馈母校，所以母校才富起来了。除了哈佛，像耶鲁等许多美国大学也是这样富起来的。

想起薛涌说的这件事和他的评论，我还真没有像薛涌那样，主张马上断掉清华这些名校的“皇粮”。我只不过在想：那些打着各种名头张着大口准备来瓜分这个国家教育资源的“精英们”，是否想过还有多少像小何儿子这样的孩子，连国家用法律形式公开承诺的义务教育都还无法享受？

看来，小何和小何这样的农民工们指望这些“精英”们来解决他们子女入学的问题是指望不上的。最好的办法应当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联合向社会发出呼声：还我们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薛涌和他的《谁的大学》（续）

《谁的大学》实际上是薛涌的一本散论集。所论的题目，都是以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为中心的。作者曾就读于北大，现深造于耶鲁，这使他不仅深黯中国教育的弊端，也有了将中国与美国进行参照对比的条件。由于长期旅居美国，对美国的制度、文化有较多了解，这种参照对比就不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且具有透视两国制度与文化差异的深度，因此，能引起人许多联想和思考。

虽是一本谈大学教育的散论集，但“本书最重要的主题，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是作者在本书《后记》中特别点明了的。在作者看来,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岐途”，但却没人对此提出过“系统的批判”。他希望自己这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审视的开始”。

所谓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兴起，又怎么进行的？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我还一无所知。不过，由于深知我们这个国度盛产牛皮哄哄的大话，又亲眼目睹了国民教育千疮百孔的现实，对这种站在云端里唱出来的高调，我常常有一种本能的不屑，甚至对作者这样的认真劲，又要“全面审视”，又要“系统批判”什么的，我也表示怀疑。但当他的批判已经从大话本身深入到大话背后教育体制的深层矛盾，而且在批判的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时，我才觉得这种审视与批判值得留意了。

粗粗归纳一下，我觉得作者的以下主张是值我留意的：

一、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应该适应这种潮流的变化，将以前为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转向为平民大众提供服务的教育。

二、国家不应当把有限的资源向少数“吃皇粮”的大学，特别是少数重点大学倾斜，而应该用它来发展基础教育，同时资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

三、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卷改革，即国家通过贷款把钱交到上大学的学生手中，由他们来选择这些教育资源应该投给哪些学校。迫使大学真正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

四、打破计划经济的大学体制，放宽对民办（私立）大学的限制，同时将北大、清华这些靠国家拿钱堆出来的“巨无霸”拆分，缩小其规模，使官办民办大学都能在公平的起跑线上展开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中让世界一流的大学脱颖而出。

想都不用想，这些以美国大学为范例给中国大学开出的药方是一定会被有些人讥为“脱离国情”的。只是我觉得，这种已经走在死胡同中的“国情”，“脱离”一下似乎没什么不好。而且对我们这些野心勃勃想在教育领域一展身手的民营企业来说，薛涌的主张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朋友电话谈美国大学

这几天读薛涌的《谁的大学》，引起很多思考，同时也觉得自己过去对大学还是很不了解。既然现在要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没有必要的知识准备是不行的。于是，昨天上午去逛了一趟书城，买回几百元谈大学教育的书籍，大有想“恶补”一番的架势。而且还想走访一下在大学工作的朋友，听听他们对大学教育和大学改革的看法。

正作此打算，晚上接一在美国的老同学打来的电话。他原是问候我身体的，我便趁机向他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谁知他一讲就讲了近两小时，我做的记录也写了三大张纸。现将他所讲的内容整理如下：

关于美国大学由谁办的问题。他说：

美国的大学有两类：一类是公立大学，一类是私立大学。

公立大学也叫州立大学，因为它都是各州用本州纳税人缴的税款建立的，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乔治亚大学等比较知名的大学都是这类大学。美国的联邦政府是不投资建大学的。各州建大学，主要是服务于本州子弟。因此本州子弟上这些大学，学费便宜得多，而外地学生来上这些大学，学费就比本州子弟贵出2至3倍。

州政府给大学的钱，主要是用于：教职人员的工资，校舍建设，教学设备仪器的购置。所收的学费主要是用于扩大学校。

私立大学则是由私人捐资建立的。私人根据预算，捐出一笔钱建立大学后，基本上就不再过问大学的具体事务了，但对学校的办学方针可能会有一定影响。这主要是通过有私人或企业代表的校董委员会来施加影响。但有一条，所有这些私人捐款都是不要求回报的，属于公益性的。要求回报，想通过办大学赚钱，会受到社会批评，并遭到拒绝。因为人们认为大学有商业目的的话会影响到学术独立和自由，影响到教育公平。但捐款者可以指定捐款的用途。比如有的捐款者指定自己的捐款是用于某大学校园绿化的，那么，这笔钱和它在投资项目上的利润，都只能用来用于校园绿化。有的捐款者指定自己的钱是用来为某大学办一所护士学院的（有一时期美国民众抱怨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那它就只能用于办护士学院。学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私人捐款，会请一些经营高手来经营这些捐款，但获得的利润只能用于捐款者事先指定的用途，不能作为给捐款者的回报。政府也鼓励这种回馈社会的捐款。政府的鼓励办法就是免税，为捐款者所捐的钱免去税赋。这笔免去的税款其实也不少。但政府认为免税能鼓励人们更多地回馈社会。而且政府对各种慈善事业等公益性的捐款都是免税的，就是为了鼓励有钱人回馈社会。

一般私立大学的学费比公立大学高得多，质量也高得多。几所常青藤大学全是私立大学。

大学经常要向富人们募捐，特别是那些发了财的校友们，以此维持学校的运作。学校办得好，办得有名气，富人也愿意捐款，能图个名。

政府也会向私立大学拨款，但这些款项都是用于专项研究的，不是用作学校建设或运行费用。私立大学也可以主动向政府申请研究基金，特别是一些知名教授牵头的项目，申请的成功率较高。所以学校也很看重这些知名教授。但是，这些项目资金拨下后，用于这些教授酬劳的最多不能超过3个月的工资。因为美国大学的教授一年只有9个月的工资。其余的工资，可以从参与的研究项目中获得，这也说得过去，可以说你的研究工作是在这9个月之外的。但最多不得超过3个月的工资数。

美国大学是怎样扶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

为了解决贫困孩子上大学的问题，美国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

对3口之家年收入4万美金以下的学生，优先发奖学金。所谓优先，是指成绩相同时，优先照顾贫困家庭孩子。学习成绩优异的，当然还是能拿到更高的奖学金。

但拿奖学金的毕竟还是凤毛麟角的成绩优异者。80-85%以上的学生还是靠政府提供的助学贷款上大学。政府的贷款是低息贷款，比一般贷款低2-4个百分点，而且计息时间从毕业之后才开始。还款期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制订还款计划来确定，可长达15至20年。比如有些考上哈佛的，学费很高，贷款数额大，就可以把还款期订长点。由于美国大学生大部分是贷款上学的，有还贷压力，所以学习动力也跟高中生不一样了。如果学习不努力，考试不及格，毕不了业，延长学习期，那就意味着自己要多付血汗钱。也有学生不愿承受这样的压力，采用学习一年，再工作一年，挣一年钱后再上学，用学习、工作轮替进行的办法上完大学。美国大学在这方面比较灵活，允许这样做。这样的学生虽然学习期长，但工作能力特别强。因为他较早地走上了社会，受到了工作锻炼。（我插话：看来比尔·盖茨大学没读完就休学去开发他的软件，这种事在美国并不是新鲜事）

批评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企业化”或者“产业化”的搞法是错误的。大学也需要严格的管理和有效地经营。但这是为了办学的钱能有效使用，使学校很好地维持下去，而不是拿来给教授们发奖金。我看见中国有些教授连自己吃喝等个人开销都可以变着法子在研究基金中开支，甚至有人用这些钱给自己买车子，装修房子，这在美国都是违法的。

美国州立大学的教授不可能很有钱，因为这些大学是靠政府拨款的。我曾任教过的乔治亚大学，曾经有过3年不加工资的事，就是因为那几年这个州财政困难。不过即使这样，教授们一般也不会离开，除非他们被其他大学用更好的待遇聘走。美国大学教授都是终生教授，虽不是很有钱，但是职业稳定，生计无虞，不会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钱上。我对中国教授很大的意见就是许多人两眼只盯着钱，不专注于科学研究。大学为教授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就因为教授是社会的良心，应当独立思考，独立研究。因此，大学教授应该有一颗平静的心，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但我看到很多中国教授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很可悲的。我到中国一些大学去，看到那里房子修得很豪华气派，可实验室设备却落后简陋，图书馆藏书贫乏陈旧，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明一点：因为是电话记录，又没经本人校阅，难免有某些差错。但大体意思应当是不错的。个别地方的顺序我也调整了一下。

薛涌和他的《谁的大学》

这两天在读薛涌的《谁的大学》一书。

对于薛涌，我了解不多。只记得曾买过他一本《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读了，印象还不错。这本《谁的大学》，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因为这是一个与自己目前工作有关的话题，因此，对这本书的重视自然就超过那本《直话直说的政治》了。那本书,是当闲书来读的。

对薛涌印象尚好，是因为他的文章有批判精神。比起那些阿谀迎逢之作，它至少不让人恶心。同时，他的批判也不失理性。立论并不偏激，论证过程也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逻辑上并无瑕疵。我唯一无法审验的，就是他引述的史料是否真实准确，因为我无法查阅原始资料。

但是如果不作学究似地审读，而以自己的现实经验来判断，薛涌在书中的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至少，他对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否定态度我就举双手赞成。不过否定的理由，书中只说了能让他说出来的一部分。我相信，作者还有一些无法在这本书中说出的理由，更能证明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仅仅是一种“喧嚣”和闹剧而已。

在网上查了一下薛涌的简介，有两条：

其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主办《北京晚报》专栏“百家言”，2002年日韩世界杯期间加盟《足球》，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其二

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7年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同年进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课程、现为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一书。

还有一则，不知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挤兑他的人替他写的，也有意思，收录如下：

薛涌:1961年生,从小不务正业。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一生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功的考试。大学读书不用功,考研究生彻底失败。1983年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89年6月决定学习英语出国，但是几年后托福考试又两次失利：第一次考了590,一年复读后再考，580,以后再也不敢考了。幸好家里的“闲内助”于1993年到耶鲁读博士，次年前往探亲,于是1997年获得该校东亚研究硕士,并进入历史系博士课程。2001或者2002，因为博士学位拿不到，生计困难,开始给中文媒体撰稿。一直写到今天。现在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书。

这则简介如果属实，也能看出此人多少有点“正”路不走走“野”路的味道。或许他用的批判精神，也跟他的这点离经叛道有关吧？（未完，待续）

三

回忆儿子幼时画画的情景，让我想到了他从小表现出来的这一特点：即专注。

其实在他迷上画画之前，也就是在他更小一点——大概两岁多到三岁多的时候吧，我就惊异于他听录音磁带时的全神贯注了。那时，他常常自己打开磁带卡座，放入自选的磁带，按下play键，然后搬来小板凳坐下，一个人聚精会神地听录音机播出的歌曲和故事，特别是故事。他总是把一盘盘故事磁带一遍又一遍地倒带，重放；再倒带，再重放。他对这些故事的痴迷，常让我大惑不解，不知这些故事怎么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百听不厌？好在我没有愚蠢地干涉他，大概是因为他的痴迷能让我落得一份轻松吧？要不，太太去北京念书后，我一个人照看他岂不更加劳神？

这样听故事的结果，就是有一天，他突然整篇整篇地对我讲起这些磁带上的故事来，而且让我感到，他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在讲述。不仅一字不漏，连语气、节奏，甚至很多细微之处的处理，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我听完他讲的第一个故事《三只熊》时，我的感觉用“震撼”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这事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这是一次事先没有任何预告，也没见他有任何“排练”的“演出”。它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医院里陪他做理疗的时候）开始，而又完成得那么圆满。后来，他还给我讲了磁带上的其他故事，而且讲得同样出色。这时我终于知道，当大人以为他坐在录音机前发呆的时候，他却正在用稚嫩的心灵反复探索着语音世界的细微末节！当大人们以为这种多次的重复单调无味时，他正品尝着细节完美的快乐！显然，正是由于他长时间的专注，他捕捉到了讲故事人一个又一个的细小特征，而且牢记在心。一旦有了机会，他便以出人意料的表现，把老爸“震撼”了一把。我后来曾把他讲的故事录到了两盘磁带上，想保存到他长大以后。可惜的是，这些磁带因保管不当，都霉坏了。

儿子那专注的性格曾在童年时一再表现出来。除了听磁带，除了画画，还表现在后来他玩积塑玩具上。

太太第一次去香港后，给他带回来一大桶玩具积塑。那是红黄蓝白颜色不同、长短宽窄大小不同的长方体塑料块。它可以让孩子们通过拼插接连，组成各种他们想做的东西：汽车，房子，军舰，坦克，起重机，各种动物，人等等。我觉得，这是太太从香港带给儿子最好的礼物了。比起国内的同类产品，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连接部位的尺寸配合精密，松紧适度，既能让孩子们很方便地接插上，又能保证接插牢固，不脱落，使做出的“产品”不会轻易散架。

自从有了这桶积塑，儿子的想像力和创造热情再度被点燃。如果说他以前在纸上画的汽车、军舰、飞机、变形金刚等只算是“平面设计”，那么现在，这一切全部都能“立体化”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从幼儿园或者学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桶积塑“哗”地全倒地上，然后自己也一屁股坐地上，全神贯注地把心中的蓝图变成手中的“产品”。他玩积塑的那份投入和专注，丝毫不逊于听故事和画画，也是一坐下就好久不挪窝。那些长长短短色彩亮丽的塑料块，被他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到后来，结构越做越复杂，个头越做越大。特别是在他迷上变形金刚以后，他常常倾全部材料和一个周末的大半天时间，来制作一个超大个的家伙，那份心思，那份耐性，实属不易！有一阵，岳父住在我们家里，连他看了儿子做的变形金刚，也赞叹称奇，连说“不简单”！

不过，儿子的“作品”却无法保存。因为保存，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玩积塑了。不管花了多少心思，做出多好的东西，放两天后，他都得把它们再全部拆开，重头做新的。每次拆的时候，儿子似乎并不可惜。大概对他来说，制作的过程，远比欣赏和炫耀成品重要得多吧？只是我后来有点遗憾：为什么当时没想到拍些照片留下来？

四

自儿子上中学以后，他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我和太太也不可能像他小时那样，时时守在他身旁了。而且，他接触的人，接触的新东西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再也看不到他像小时候那样，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一活动了。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时还必须要求他有这份专注了。他有一阵子热衷于玩电脑游戏，又有一阵子热衷于跟同学在课堂上偷偷接力写科幻小说；他几乎把踢足球当成了每天课外活动的必修课，连期末考试来临都不停歇；然后他又爱上了弹吉他、唱摇滚，用电脑软件合成自编自唱的歌曲。自他上大学以后，以前的爱好似乎一样没少，又加上了旅游，加上了练跆拳道……

这一切，我都不反对。不仅不反对，我还把这些都看成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从各个方面探索生活，探索社会。而且我认为，只有心智健全，精力充沛的孩子才会燃起对生活这样广泛而持久的热情。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是现在，儿子已经成年了，已经已步入担当社会责任的年纪了。他现在进的大学，算得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机遇，对他无数中国同龄人来说只是一种奢望，他会珍惜这个机遇吗？他会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来成就自己的学业，来奠定今后发展自我，回报社会的坚实基础吗？他是否需要一个聚焦点，来萃取外部的优势资源和凝聚自身的能量，让他的生命多溅射出一点光和热呢？他能否像儿时听故事、画画、玩积塑那样，用一份专注——当然，是一个成年人的专注了——来完成今天的学业呢？

…………

前不久，在MSN上，儿子跟我讲了他用德语成功做完两次论文报告的消息。当他不无得意地跟我说起德国老师夸他的三条评语时，我当时就给他打下这样一行字：“没有什么比听到这样的消息更让你老爸高兴的了。”

这让我想到了几年前我与他大学同学的一次对话。我只提了一句：我怕儿子做事不够专注，没想到那女孩立即反驳：叔叔，那您可真不了解他了！他要喜欢的事情，真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地干，他在学校里做音乐就这样！

女孩的话让我一时语塞。是啊，我了解的，只是年幼的儿子，儿子长大后，难免变得陌生了！

那么，我现在希望的应该是：他真喜欢上他在德国所学的专业了！

…………

可能，对于已经25岁的儿子，我还来操这份心是多余的。我这些写在他生日前后的文字，顶多只算是一份思念的表达吧？

这样最好！

最后交代一下：那本《儿童绘画心理学》，我曾带着它四处迁移好多年，一直没舍得丢。直到今年离开深圳前，才郑重其事地把它送给一位年轻的女同事了。我听她说，她的宝贝儿子开始喜欢用笔在纸上乱画了！

2007年8月17日 

儿子小时很专注

——写在儿子第25个生日前后

一

在儿子25岁生日到来的前几天，我抱出了几大本他小时候的画集。我本想从他这些画中选一点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以后传在远在异国的他，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相信，当他再次看到自己从三岁到六七岁的绘画时，一定会有很多感慨。这些绘画，绝大多数不是在美术老师指导下的作业，而是他幼小心灵自由驰骋的记录。

记得儿子刚开始在纸上涂鸦的时候，我很偶然地在书店买到了一本小册子：《儿童绘画心理学》。这种又便宜又好读又有用的书现在真不多了。作者在书中指出了很多大人在看待儿童绘画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总用大人眼中的“像”与“不像”来评价孩子的绘画。殊不知儿童的绘画过程，是儿童思维与情绪的表达，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展现。这一过程，远比让大人觉得“像”还是“不像”重要得多。因为正是这一过程，能让孩子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起来。读到这些内容，立刻让我想到了儿子画画的情景：他总是一边画着，一边嘴里还嘟嘟哝哝讲述着画中的“故事”。“故事”到高潮时，比如敌人的飞机被我方炮火击中，他不仅嘴里响起了“咚！咚！”的炮弹爆炸声，而且一道又一道代表弹道的铅笔痕落在了原本还有几分像样的“飞机”上。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他的笔画一道比一道重，嘴里的“咚咚”声也越来越响。“战斗”还没结束，画画的纸已被他连戳带划拉，整得满是口子与窟窿。最后，他干脆用笔在“飞机”上一圈一圈地涂抹起来，当然，“音响效果”仍没有停止。然后，一切结束，他举起一张只剩一个大黑砣砣的烂纸对我说：“爸爸，我把敌人的飞机打下来了！”那红红的小脸，显示着他还在为经历了一场“空斗”而激动！

我相信，这张画要是保存到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大黑砣砣是什么了。然而，“空战”确实在他的想像中有声有色地发生过啊！

正是这本小册子，让我懂得了儿子那些“作品”意义。我不再在意他画的东西“像”还是“不像”了，我开始在意他画画时讲的故事。我开始保存他的“作品”——不仅保存那些画，而且，尽可能把他的解释在画的旁边用文字记录下来，直到他稍大点，可以用图像比较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思之后。

每一次我翻开这几大本粘贴后又装订起来的绘画集时，我都不能不为一个幼小孩子多彩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暗自称奇。这里真实地纪录了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站在浴盆里洗澡的孩子；在遮阳篷下站岗的警察；叼着烟的卡车司机；正在漏油的卡车和正在过铁路的卡车；去幼儿园路上的车辆、行人以及被锁上大门的幼儿园和正在忙着在里面打扫卫生的老师；正在工作的爸爸；正在炒菜的妈妈；请客人吃饭的一家子；儿子用餐；儿子就寝；儿子上学；跟爸爸打羽毛球；牛、羊、小鸡、热带鱼、鲨鱼、用鼻子浇花的大象、爪子长长的花猫；打排球的运动员；正在拳击比赛的运动员和裁判（裁判还在给被打倒在地的拳击手数数）；登上领奖台的冠军；古代的武士；现代的军人（空军、伞兵、海军、骑兵、步兵……）；大刀、长矛、机枪、步枪、手枪、飞机、军舰、大炮；各种战斗场面；印地安人、牛仔、恐龙、海盗……另处，各个时期热播的电视剧也大量进入了儿子的绘画：努尔哈赤，西游记，林海雪原，黑猫警长，恐龙特急克赛号，变形金刚……

在这些画中，很多他三岁时的“作品”，如果不读附在旁边的文字，今天确是不能全看明白的。比如遮阳篷下的警察。警察大体能认出来，但警察边上一根竖着的直线顶着一个黑圆砣，如没有他的解释，你大概不容易想到那是“给警察叔叔遮太阳的伞”。他那时画的“图书馆”，更有如象形符号般的“天书”了：一个大的长方形，框着三个直立的小长方形。图书馆是儿子每天上幼儿园的必经之地。儿子注意到它并要画它，我能理解。但他把这四个长方块称为“图书馆”，我还是被弄得目瞪口呆。但儿子那时却振振有辞地解释道：“这大的方块是房子，小的方块就是书啊，图书馆里不是有很多书吗？”我不能不承认儿子的解释有理，而且，我还不能不惊叹有时小孩子的抽象概括能力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

不过当我在这些绘画中选拍了几张照片以后，就意识到这任务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更不是在儿子生日前能完成的。因为，工作量太大了！尽管这些粘贴装订而成的绘画集，只是从儿子那几年间成堆成堆的“画稿”中挑选出来的极少一部分，但它也有四大本啊！

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终于没有送出去。

但我得说，买到那本《儿童绘画心理学》是个幸运。没有这本书，这几大本有趣的“绘画集”恐怕不会有了！

二

翻拍儿子绘画的事没做成，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面对这几大本“画集”，我不禁在想：儿子小时候究竟画了多少画？

我上面说，这些装订起来的“画集”，不过是成堆成堆“画稿”中选出的极少一部分。这儿说“成堆成堆”，没有丝毫夸张的成分。事实上，为了满足儿子似乎无止静的绘画欲望，我曾成綑成綑地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纸。那几年间，我换了几个单位，每到一个新单位，我都要琢磨这单位有哪些废弃的纸张可以给儿子用来画画。当然，条件最好的还是工厂。工厂里有大量废弃的图纸，无论蓝图还是白图，翻过面来都是很好的画纸。恰好那几年厂里的产品和工艺一直处在调试中，图纸更换非常快，我又正好在负责工艺设计和管理，这让我很容易收集到一綑綑废弃图纸。后来我去了一个杂志编辑部，这儿的画纸来源可就少多了，但我还是发现那成摞成摞已过期的征订通知单翻个面可以将就用。当然，同图纸相比，征订通知单可差多了。不过我那些工厂的朋友知道我有个爱画画的儿子，时不时也给我带点图纸来。除此之外，也用了不少太太的废弃手稿。那时还没电脑，太太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字的书稿全是在带小方格的文稿纸上“码”出来的。而且无论多长的稿子，总要誊抄几遍，前几遍已被大改的文稿，常常就成了儿子的画稿。儿子呢，也不在意纸的好坏，无论好纸还是差纸，都画得很投入，很兴奋，很认真，一搞半天不挪窝，只见一张张画纸在他周围撒落开来，铺满一地。至于这些“作品”是否有人收藏他并不关心，他要的是画画过程的那份快乐！在这一过程中，他的那份专注劲真是同龄孩子中少见的。

是的，专注，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专注！（未完，待续） 

教育产业之我见

一、不成问题的问题

教育产业历来有之，原本不当成为问题的。可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乱象一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是问题的也成问题了。于是只好重新正名，澄清视听。

二、什么是教育产业

什么是教育产业？定义这一概念关键在定义“产业”。定义“产业”，也用不着去查什么经典辞书了，就按前一阵子热辩中正方反方都认可的说法：产业者，能赚钱之事业也。教育产业，就是能赚钱的教育事业。

三、教育产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今天的中国，许多事叫人费解。比如说，惦着赚钱的人比哪朝哪代都多，但赚钱二字仍被许多人视同秽物，一提起来，便作恶心状，再与教育相关，更称有辱神圣。

其实大可不必。

赚钱的事虽不神圣，但也未必卑污，它就像人要吃饭、如厕一样，只是一种生存状态，本身并无高下尊卑可言，要评说，只能评说其手段与目的是否正当，是否合法。教育产业赚钱，同任何一个赚钱产业一样，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因此，评说教育产业不能因为它赚钱就认定它不正当、不合法，而是要分清：是谁在赚钱？用什么方式赚钱？赚多少钱？赚了钱干什么？如果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教育产业就有其正当性、合法性。

四、教育产业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教育产业是能赚钱的教育事业，那是不是还有不赚钱的教育事业呢？当然有。这就是以政府财政加上社会无偿捐赠投入兴办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不图赚钱，不具有产业性，只具有公益性，因而属公益教育，不属于教育产业。（需声明：若从其他角度，不从赚钱角度谈教育产业，不在此讨论之列）

在现代国家，随着社会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公益教育越来越发达，复盖人群也越来越多，以致成为许多国家国民教育事业的主体。

但是，这并不意味教育产业就没有了地位和作用。

当公益教育满足不了社会的教育需求时，教育产业就会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起到为公益教育弥补空档的作用。事实上，在独立学院大量兴办之前，各种有偿服务的民办教育早就存在了。这些在国家法规许可下，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合法经营的民办学校，不就是教育产业的一个部分吗？当社会的某类教育需求急剧膨胀，而公益教育严重不足的时候，这一类教育产业就会蓬勃兴起，以弥补社会需求与供给间的严重不足。而独立学院就是为弥补大学本科教育的严重不足而发展起来的。

教育产业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好恶，而取决于供需关系的现实状况。网上许多炮轰教育产业化的文章，或罗列产业化中的许多黑暗面（如违法违规招生收费，或不顾质量滥发文凭等），或引述其他国家教育公办作例，可就是不正面回答：在目前中国大学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这是难以服人的。

五、不能让公益教育的腐败玷污了教育产业的名声

事实上，从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教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点加以肯定时，教育产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已经明确了。可是，为什么现在教育产业反有点声名狼藉了？

究其原因，我觉得最要防范的倒不是教育产业本身，而是公益教育的腐败对教育产业的玷污。

这一话题，我不想在此展开。我只提一提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屡屡发生的现象：每当强调市场化的时候，恰恰总是那些最不应当市场化的垄断权力你追我赶地“化”了起来！

教育产业变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化”臭了的！

六、独立学院应当走产业经营的道路

其实，一些学者还认为，即使公办大学也应当按产业模式来经营的。不过，这不是我想参与讨论的话题。我只想说，至少独立学院，应当走产业经营的道路。

所谓产业经营的道路，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的道路：即从市场上组织资源，按市场经济的法则，建立各利益主体的互动关系，通过市场战略与策略的运作，或走向成功发展，或走向衰败与被淘汰。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独立学院就会像某些领导同志警告我们的那样：照搬公办大学的模式，必死无疑！ 

教育产业化：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在网上，查阅了几天近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文章，算是做一点功课吧。

回总部来研究办学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应不应该把投资要求回报的理念灌输到合办的几所学校中去。

这个问题，本来在企业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既然在合作办学中企业方的责任是“投资”而不是“捐赠”，那资本的固有属性就决定了它是要求回报的，换个俗气点的说法就是：企业的这种投入是要求“赚钱”的。前几年在教育事业中引入了投资者，并允许投资者可以“赚钱”，“教育产业化”的说法也就时兴起来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对教育产业化是赞同的人还是反对的人，在这一点上基本是共同的：产业，就是指能赚钱的事业。

然而“教育产业化”的时髦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这阵“产业化”风潮中的种种乱象很快就把这个光鲜的名目败坏了。一时间，“教育产业化”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不仅网络、媒体炮轰，专家学者喊打，甚至教育部的高官们也忙不迭地公开表态，撇清自己，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教育产业化”。

这一场风云突变，让那些浑水摸鱼发横财的老板们早早脚底板抹油——溜了，反把真诚相信教育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阳光产业的投资人推入了困境：教育，还能当产业来经办吗？投资教育，还能要求回报吗？如果教育不能当产业来办，不允许在这项公益事业中引入一些产业经营的因子，使投资者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不仅今后不再可能有企业投资教育，就是今天已经“误撞”这一领地的企业，也不得不考虑全身而退了。

寻找这一问题明确的，较为透彻的答案，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思路是否清晰，而且关系到与合作方和全体办学人员的认识能否统一。应当说，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回避不了的。

独立学院：应在改革中生存与发展

前日在家休息，一边读着前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教授的《21世纪的大学》一书（从LM处借来的），一边思考着公司办学的事情。想着想着，就放下了书，拿来张纸，胡乱划拉起来。

独立学院，原就是改革的产物，还是应在改革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通观各国，兴办高等教育的资源都是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获取的：1、政府投入；2、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的投资；3、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性捐助；4、学校本身利用市场机制经营。

在我国，高等教育原是政府垄断的事业，因而以往其资源的获取路径也十分单一：依赖政府。但近些年来，随着高教社会需求迅速膨胀，单靠政府的投入已经捉襟见肘了，于是才有了开发其他资源的尝试。独立学院，就是这一尝试的产物。如果这一尝试也算是一种改革的话，不用说，独立学院就是改革的产物。

既然是改革的产物，不以改革的意识、改革的方式和改革的精神来兴办，能办好吗？

何谓改革的意识？就是要充分觉悟到，我们在做着的事情是一件没有先例可以直接援引的事情。以往的一切法规、政策，一切运营模式，一切知识、经验，虽不能一概否定，但都需要重新审视，能够沿用的才沿用，不能沿用的就必须搁置，无可沿用时就必须重新创造。

何谓改革的方式？这里至少有两点是要充分重视的：一是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各种新情况、新信息，研究新问题，在研究中进行探索与创造；二是沟通与宣传，在沟通与宣传中赢得人们对改革举措的理解与认同。

何谓改革的精神？那就是不怕碰钉子，不怕受打击，不怕犯错误，不怕失败，敢于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顾虑重重，不可能走出旧事物的桎梏。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按说我们对于改革应该不陌生了。我们需要防止的只是人性的一些弱点——如惰性——的复活。它会让我们失去锐气，象个长途跋涉的行者，被厌倦与疲惫的情绪吞没。

而这个时候恰恰又是最不能懈怠的时候。独立学院的兴起，是向旧体制下一个顽固而又强大堡垒的一次冲击，是在国家垄断体制上撞开的一条裂缝。人们有理由期望，借助它的发展，可为我国高等教育新局面挤出开阔点的空间来。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的七八年间，不同的办学者怀揣着不同的动机，秉执着不同的理念，携带着五花八门的创意，不仅把数百所独立学院点染得异彩纷呈，也搅合出了一个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社会舆论的褒贬不一，政府政策的审慎与迟疑，都可以理解。但对于参与这一变革实践的每一位办学者——特别是决策者——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形成清晰的思路，坚持自己已认准的方略，则是必不可少的，切不可人云亦云，盲目从众跟风。在这方面，DD集团自己也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和重视。例如在乱收费成风，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暴富的时候，作为投资者，而且从不讳言要获取投资回报的DD集团，很坚决地抵制了这股歪风。在DD合办的几所院校里，违规收费被彻底杜绝了。这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初涉教育领域的DD集团是有自己明确而坚定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原则的。

当然，一次正确不等于次次正确，更不等于我们已经把所有问题都想明白了。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需要探索和尝试的事情就更多。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主动更积极更大胆一些呢？

秋良说管理

谈谈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1、没有道德基础的“企业文化建设”屁用没有

现在大家都知道，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就是要建设企业文化；也知道了所谓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要在企业中，在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中确立核心价值观。至于什么是核心价值观，那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五花八门，什么样解释全有，不同的企业还有不同的解释，很刻意地表现了一些企业的“独特性”。对不对呢？应该说，大多数没什么不对。

不过，当人们把这个“核心价值观”解释得越来越玄的时候，我想，记住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是很有必要的。爱因斯坦说：“道德是人类一切价值的基础。”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作价值判断的时候，我们在选择建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能够背离或者忽略道德原则吗？显然不能。我们在谈论企业的文化管理，文化建设的时候，能够背离或者忽略企业的道德管理、道德建设吗？我们能对经营者、管理者和员工中明显存在的不道德行为、不道德现象置之不理吗？也不能。

然而，现在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却是，什么“企业文化”也好，“核心价值观”也好，被讨论得热火朝天，但所有这些讨论都不提道德二字，或者一提到道德就嘎然而止了。

据说，在美国，MBA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商业伦理学，但是在中国，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管理学界，都不约而同地对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采取了一种暧昧的态度。讲文化管理不讲道德管理，讲文化建设不讲道德建设，讲核心价值不讲道德是价值的基础，办MBA教育不开商业伦理学或者管理伦理学，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中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涉及多么广大的一个群体啊。这样一个广大的群体，竟然都在有意地回避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实！事实也证明，不在扎扎实实的道德管理和道德建设的基础上搞企业文化，不过是一场花拳绣腿的表演，看似五色眩目，实则屁用没有。大多只能喧啸热闹一阵之后归于沉寂。

2、注意企业文化的三个阶段

讲企业文化建设应当知道企业的文化状态有三个阶段，即：自发阶段，自觉阶段和自由阶段。

自发阶段：这是一个对企业文化无意识，无觉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企业的文化状态、文化现象还没有认知，没有注意，因而还谈不上对它进行积极主动地干预、改造和建设，还不可能提出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任务。但人没有认知没有干预不等于企业的文化现象不存在，它是存在的，不过是一种自发地存在。这种自发的存在，可能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也可能会妨碍企业目标的实现。

自觉阶段：这是一个人们已经意识到企业文化的存在，也意识到企业文化的作用，因而开始有目的地对其干预、改造和建设的阶段，实际上这是管理者力图把文化的力量由一种不可控的力量变为可控力量的过程，把一种可能带来危害的因素变为有利因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应当对各种文化因子进行甄别选择，提炼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在企业中传播、推广，利用其对干部员工的思想意识进行整合，使他们逐步接受这些有价值的观念，而放弃原有的、与所倡导的价值观相冲突的那些思想意识。这是一个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对旧观念进行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而且有点痛苦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否成功，取决于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是否正确，也取决于对这种价值观的传播与推广的方法是否正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是否能将这些核心价值观同每个员工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用它来对员工的日常行为进行指导和校正。

自由阶段：当我们所倡导的新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而且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在日常行为中已经没有什么刻意的约束和规范的时候，就意味着企业进入了一种新文化的自由状态。

不过也要注意，即使是一个很成熟的企业，它的文化也不应当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发展，总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引进企业，特别是在企业的变革时期，很可能一些“习惯成自然”的东西恰恰是需要抛弃或者改变的。在这种时候，企业文化将从自由阶段重新回到自觉阶段。企业也将在这两个阶段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3、警惕权谋文化对企业文化的腐蚀与冲击

最近几年，在管理领域出现了一股逆流：权谋热。很多经理人学管理学到哪去了？学到三国演义里面去了，学到康熙雍正乾隆那儿去了，学到曾国蕃袁世凯那儿去了。甚至学到来俊臣、李义府那儿去了。来俊臣是什么人？是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擅长于给人罗织罪名进行陷害。李义府是什么人？是南北朝时代的“不倒翁宰相”，极其圆滑世故，历任数朝宰相而不倒。这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上著名的恶人，一个是历史上著名的小人。两人还是权谋理论家，著书立说（《罗织经》与《韬讳术》），颇有心得。这两本书都在这几年重新出版，广为流传，成为当今一些官员和企业经理人的案头读物。我们的一些经理人就跟这些人去学权谋，学人跟人之间怎么进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以为这也是一种管理的技能技巧，致使权谋文化在企业中大行其道。

事实上，管理与权谋根本是背道而驰的。简单说来，权谋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冲击着管理：

管理是一个不断健全和完善规则的过程，但权谋却是践踏规则、反规则的，因此，权谋的应用必然导致企业规则的破坏；

管理是一个建设与完善组织道德的过程，是不断提高组织成员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的过程，但权谋却是践踏道德、反道德的，因此，权谋的应用必然导致企业道德的败坏；

管理的过程本应是一个力求公开、透明与清晰的过程，使组织成员对自己的行为有可靠的预期，从而增强信心，减少内耗。但权谋却是在暗处施展的阴谋，“只做不说”，或者“所为非所言”，在组织内部制造出大量“潜规则”、“灰色地带”和“不明阻力”，使组织成员陷于无所适从状态，产生无名的恐惧；

管理是一个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性向善的过程，但权谋却是包藏私心的诡计，它以“利己”为目的，以“损人”为手段，信奉“胜者为王”、“王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从而腐蚀人性，败坏人性，促使人性向兽性蜕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个无规则、无道德、充斥着邪恶用心和下作手段的组织，还有什么团队精神、团结协作可言？在这样的组织中，人人自危，人人趋利避害，还有什么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可言？

所以，权谋进；则管理退，权谋胜，则管理败；权谋盛行，则意味着管理的全面失败。有些经理人热衷于玩弄权谋，并自以为得计，沾沾自喜，殊不知是在自毁根基。以权谋取胜，是牺牲管理的胜利，是一时之胜，难以长久！所以，万万莫把玩弄权谋当管理。

2006年8月6日星期日

秋良记事

“听老豆讲我过去的事情”

（续四）

儿子学话

儿子说话较早。有意思的是在他最早学会的几个单词中，除了“妈妈”“爸爸”“吃饭”这些之外，还很早就学会了说“上班”。星期天在外婆家玩的时候，外婆喊他，跟他说话，他常常回外婆一句：“上——班！”然后就假装要往门外走的样子，把外婆逗得哈哈笑，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就知道要上班了？”

其实儿子很早会说“上班”完全是因为我每天要出门上班的缘故。每到我要出门时，太太总要跟儿子说：“快点快点，你爸要上班了，跟爸再见。”要不，就是我直接喊他：“儿子，爸爸上班了，再见！”久而久之，儿子不仅学会了说“上班”，还知道“上班”得往门外走。

有一次我从幼儿园接儿子回家。在走向通往家里的一条小路时，儿子忽然叫了起来：“花！花！”

儿子这一叫，叫得我特奇怪。儿子那时会说的单词还很少，更是从没听他说过“花”，他是什么时候会说“花”了？再说，这周围也没有花呀！

儿子还在叫：“花！花！”一边叫，一边还用手指。我顺着他的小手看过去，前面是一棵树，高高的树干，树上有那种深绿色的厚厚的椭圆形的叶子，但没有花。

“那不是花，那是树！”我跟儿子说。

儿子不做声了，慢慢放下了手，一脸困惑的样子。

回家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让儿子那么“明明白白”地把一棵树说成“花”的？

几天以后，我找到了答案。

那天，我带着儿子到研究生楼旁边的一个花园里去玩。原来我们住在这栋楼里时，我常常在吃完晚饭后，或跟太太一道，或我一人，抱着儿子来这个花园里玩。花园里有草坪，有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丛把草坪圈住，草坪中间有石桌石凳和一些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中还有好几棵白玉兰树。天气好的时候，在晴朗的夜空下，明月高照，星星闪烁，彩云竞逐，微风轻拂。特别是白玉兰树开花的时节，虽说那花没有香味，但那大朵大朵的白花，缀在树冠上，仍然十分赏心悦目。儿子每逢此时，也总是瞪大了乌亮乌亮的眼珠子，四下滴溜乱转，大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自从搬到我们现在的房子后，就很久没来过了。

当我抱着儿子再次走进草坪，看到这几棵白玉兰树的时候，心里突然一亮。我觉得我找到儿子“指树为花”的原因了。

以前，当我一个人来抱他来时，就常常利用这机会教他说话，不是指着天空一遍遍说：“月亮，星星。”，就是指着盛开的白玉兰一遍遍说：“花，花。”我那时已经完全接受了《早期天才教育》的观点：不要以为孩子小，不懂事，就不跟孩子说话。其实孩子只要知觉健全，你说的，他都能听进去，而且记得住。事实上，当我对着儿子念念有词的时候，儿子也总是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时嘴里还唔唔地应着。

但有时也会出错。当我指着白玉兰一遍遍跟儿子说“花”的时候，儿子显然没有把长在树冠上的白花同整棵树区分开来。他以为，那棵树就叫“花”。不过这一错误一直潜伏到他开口说话时才暴露了出来！而且，要不是路边那棵树有点象白玉兰树的话，这一错误也许就没机会暴露了。

这是我再次看到白玉兰树时突然悟明白了的。

儿子的这一错误，不仅没让我有丝毫沮丧，反而让我非常庆幸自己听从了《早期天才教育》的劝告。

儿子“当官”

儿子“当官”的时候还没满两岁，当的是“军官”，最高职位是“连长”，给他授职的是“司令员”——他舅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儿子就羡慕那些穿军装的了。自从他有了一套小军装后就老想穿着，不愿脱下来。小军装有点象现在武警的制服，衣领上缝着领章，袖口边镶着黄杠杠，还配一顶大盖帽。不过那大盖帽对儿子的小脑袋来说稍嫌大了点，得把帽沿上的带子放下来勒在他下巴上才不容易掉。

但光有军装儿子还不能完全进入战士的角色。只有当“司令员”给他下“命令”的时候，他那个感觉才真正叫做“好极了”。

那通常是周末到外婆家去的时候。

外婆家的舅舅是个夜猫子。不仅晚上常回来得很晚，而且上床后还得看半天书才关灯睡觉。第二天，一家人都起床了，连儿子也穿好衣服满地跑了，他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等把觉睡足了，醒了，他也不马上起，常要躺在床上先心满意足地大叫几声。有时就干脆叫儿子的名字：“王栎栎！”

已经被儿子磨了一早上的我，或者太太，听见他舅舅叫他，都会匆匆对他说：“快，快，舅舅在叫你了，快去！”

听说舅舅叫，儿子会立刻放下眼前的一切事情，“噔噔”地朝舅舅床前跑去，然后毕恭毕敬地对着舅舅站着。

可舅舅这会儿还在被子里躺着呢。见儿子来了，他也不起来，只是懒懒地哼哼了两声，拉长了声调说：“哦——来啦？最近——表现怎么样啊？”

儿子傻了，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在外屋，忍住笑，冲他喊道：“你就说，表现还可以。”

“还可以！”儿子学着说。

“哦——还可以啊？不错！那——我今天就提拔你当排长吧！”舅舅拍着儿子的脑袋说。

我一听，不乐意了：“喂喂，搞什么名堂？上星期人家就当连长了，怎么这星期反成了排长了？这叫‘提拔’吗？”

“司令员”一听，有点慌了：“啊？上星期就当连长啦？那，这星期不得当……当营长啦？这，这，这……是不是提得太快了！”

“司令员”终究还是没顾舅甥情面，让儿子当营长，说是要“考察一个星期再说”。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儿子的情绪。什么这“长”那“长”的，他还没搞懂这有什么区别，但有个自称是“司令员”的舅舅，正经八百拿他当个战士，给他下达命令，还“提拔”他，他觉得很爽。所以，等舅舅“授职”完了，他又“噔噔”地跑回我跟前来，兴冲冲地说：“爸爸，舅舅说，我是个连长！”

他自己都没闹清楚，他早就是个“连长”了！

2006年8月7日星期日

秋良记事

“听老豆讲我过去的事情”

（续五）

“你妈妈也上北京去学习了吗？”

儿子刚满两岁，太太就去北师大攻读博士了。

她是坐晚上的车走的。走之前，姐姐、姐夫全上我们家来了，一是送太太，二是帮我照看一下儿子。

临出门前，太太跟儿子说“再见”，儿子没听见，自顾自地玩着他的玩具。姐姐、姐夫都叫了起来：“你妈要去北京了，快跟你妈再见啊！”儿子抬起了头，看了看正跟他招手的妈妈，又看看扛着行李的我，说了声：“妈妈再见！”然后，又低头玩他的玩具去了。姐姐、姐夫大概觉得儿子的告别太不隆重，骂了一声“这小子”，就拉着儿子要往外送，但被太太拦住了。太太说：“算了，让他玩吧！”然后跟姐姐、姐夫道了别，就跟着我走了。

我送太太上了火车，等火车开走后，又一个人从车站返回家中。一进家门，见姐姐正在给儿子洗脚，准备睡觉了。姐姐见了我，问了一句：“送走啦？”我点了点头，朝儿子呶了呶嘴，给姐姐一个询问的眼色。姐姐小声说：“还好，他自己玩了一会儿，我们又给他讲了个故事。要他洗脚，他也乖乖来洗了，没哭没闹的。”

那一夜，风平浪静，没发生儿子哭闹着要妈妈的事。

其实儿子从小就没有任性地哭闹过。我带他去厂里，因为有事情，把他交给我师母照看。等我办完事去接他时，他正在默默流眼泪。师母一见我，就冲我喊：“你这个伢，真是个知识分子的伢，哭都不哭出声来，只是流眼泪水，真让人心里不好过！”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太太离家时，儿子会有不平常的反应。所幸的是，那一晚，儿子没有什么不平常。显然，儿子还没理解，什么叫“去北京”了。

但几天以后，儿子还是感到家里的变化了。先是有好几天睡觉的时候，他总要问我：“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呢？”其实我已经跟他解释好几次了：妈妈去北京学习，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有时，他玩得好好的，听见门响，会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说：“是妈妈在敲门吗？”

不过，这样的日子也很快过去了。儿子始终不哭不闹，慢慢习惯着妈妈不在家的生活。

但有一天，又发生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

那天傍晚，我把他从幼儿园接回家后，就让他一个人在大房里玩，我则在厨房做晚饭。过会儿，我听见儿子好象在跟谁说话。我以为有外人来了，就过去看。刚走到大房门口，看见房里并没有外人，只有儿子一人靠在床边玩玩具。他正拿起一只毛茸茸的小熊对着它说话：“……你想妈妈啦？你妈妈也不在家吗？你妈妈也上北京学习去啦……”突然，他看见了我，便不做声了。

我慢慢走了过去，把儿子抱了起来，一遍遍地抚摸着他的小脑袋，只觉得鼻子阵阵发酸。

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太太。太太后来在学校的校报上发了一篇长长的文章，文章中说，读了我的信，她哭了好几场……

校报还给她的文章配了一幅插图，是儿子的一个大头像，不知谁用铅笔画的。你别说，画得还有几分像，不知是不是照着儿子的照片画的。

听故事，讲故事

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听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到后来听故事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甚至跟吃饭睡觉一样，一天都不能少。开始，我跟他讲的故事都是自己搜肠刮肚，从童年的记忆中找回来的（那时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儿童故事书）。到后来，市面上有《三百六十五夜》卖了，讲故事就轻松多了。每天他睡觉时，我也得陪着他上床，他就钻进我怀里，听我拿着书跟他又念又讲。有时，我们还得为讲一个故事还是两个讨价还价。不过通常我“开价公道”，他也不胡搅蛮缠。但要是我讲到一半犯困打瞌睡了，他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一遍遍用手拍着我的脸，一遍遍喊着：“讲啊，爸爸，讲啊！你别睡觉啊！你怎么那么喜欢睡觉啊？”

我那时天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把儿子哄睡了才开始准备自学高考的功课。我无法让一个才两岁的儿子知道，这一切有多累！

再往后，各种讲故事的录音磁带也有得卖了，那更是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那时家里有一个带收音机、唱片机和录音机的多功能音响（那时还没有碟机），架在我书桌旁边，比儿子的个头还高点。但儿子很快学会了自己去找出磁带，自己放进卡座里播放。儿子听故事那份专注的劲头，常常让我惊讶不已。他听磁带时，会搬来一个小凳子，坐在音响边，聚精会神地听，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不会让任何事情来分心，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那每一盘录音磁带都放过无数遍。但他百听不厌。他还学会了自己倒带，一个故事听完后，并不接着听下一个，而是把磁带倒回原处，重新听第二遍，第三遍……有时我都纳闷：这些已经听得烂熟的故事，怎么还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是故事里的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着迷呢？

终于有一天，他让我震撼了一下。

那天，我抱着他坐公共汽车从姑妈（即我姐姐）家回来。公共汽车拥挤不堪，服务态度也差。下车时，我好不容易挤到后车门，刚下去，司机就忙着关门，把儿子的一只胳臂夹住了。儿子“哇”地一声惨叫，大哭起来。我又惊又气，狂叫道：“夹着小孩啦！夹着小孩啦！”车上的乘客也帮我喊。司机重新开了门，等我把儿子的胳臂刚拿下来，他门一关，一遛烟走了。

到家后，儿子还在喊手疼，我放不下心，只好又抱他出来，坐公共汽车上医院。医生先要我给他的胳臂做透视，看了透视报告后，他说：儿子没有骨折，但有点软组织挫伤，建议我做做理疗。我同意了。

医生让儿子躺在手术台上，把设备调好、打开后，就走开了，就让我自己在一边陪着。

为了打发时间，我跟儿子东拉西扯的说着话。忽然，儿子说：“爸爸，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楞了一下，忙说：“好啊，你给爸爸讲什么故事呢？”“我讲——《三只熊》。”说完，他就讲了起来：“有一个小姑娘，她到森林里去玩……”

听着听着，我惊呆了。儿子讲的不就是他用录音机反复播放的故事吗？现在，他不仅一字不差地复述着，连个磕巴都不打，语气也模仿得一模一样，甚至很多细小的地方都注意到了。一个近二十分钟的故事，他讲得那么轻松，那么从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

看着儿子那闪光的眼神，听着他那稚嫩的嗓音，我好象又看见他坐在音响前那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好象看到他那颗幼小的心跟随着迷人的音乐和播音员那有魔力般的语音漫游在他的童话世界里。

那一刻，我有点感动，也有点骄傲，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欣赏了儿子完美的表演。

写到这儿，已经是八月七日的晚上九点半了。明天就是儿子生日了。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应该暂时告一段落了。虽然儿子小时候可讲的故事还多得是。

由做老豆的来讲儿子过去的事情，这样的文章，以前有人做过没有？是什么效果？这我都不知道。我只是作一尝试而已。

正在此时，我收到了太太的短信。她正一个遭受了重大灾难的地区，想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那些遭遇不幸的孩子们。我给她回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明天是儿子的生日。她回短信说：“我都忘了。比起这些饱受折磨的孩子，我们和他们（指儿子他们）都太幸福了！”

就以太太这句话，作为这份给儿子的生日礼物的结束语吧。

2006年8月7日

——谈王学海的“互动发展”思路

“在任何时候都要注重人的培养、成长和发展，以保证企业的发展。人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同企业的赢利与发展一样重要的目的。要注重人的培养和提高，靠人的发展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同时通过企业的发展给人的发展提供更广泛更好的平台，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二者形成互动。”

“尊重员工的利益和成长，将员工培养作为企业发展一个长期持续的步骤。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员工之所想，不仅为员工创建一个展现能力的空间，更让他们觉得是企业的一部分，不是利用的工具，通过员工的发展推动企业的发展。”

——摘自王学海总裁3月10日讲话《学成功企业经验，做强人福科技》

1

员工发展问题，或说成长问题，在企业界并不是新话题。但读到王学海总裁3月10日讲话中的上面那两段，我还是感到，人福提了多年的理念“以人为本”，开始变得充实面丰富起来。

听说，很多员工对这部分讲话很感兴趣，我想，这说明它符合员工的心愿。

尽管同华为、海尔、联想这些成功企业相比，人福“还不算成功”，但这不等于说人福没有自己的长处。人福的长处之一，就是它曾有过一些超前的理念，比如，最早提出“以人为本”。

把“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理念，人福即使不是中国第一家，也是最早的几家之一。从人福十多年的历史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以人为本”只是它做秀的口号。事实上，当它把这一旗帜举起时，它已经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的道义原则和策略原则：把人视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视为企业目的，这是道义原则；把人视为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强大的动力，这是策略原则。人福正是有了这两个原则的指引和约束，才保证了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到今天，赢得了广大员工的认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但人福也有不足。人福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经验。在“以人为本”提出之初，创业者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充实和支撑他们超前的理念。他们要让一个口号落到实处，还必须进行实践的探索。他们还必须知道怎样把这一理念的贯彻同解决产品、市场、资金等等一大堆纷繁复杂如同乱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还必须知道面对形形色色秉赋不一，经历不一，志趣不一，动机不一的员工如何实现“以人为本”。他们还需要一次次成功的实践来证明，“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善待员工，也意味着回报股东，造福社会。

更重要的是，这种经验不仅应当是个人的，更应当是组织的，集体的，它需要体现在明确而稳定的政策思路中，需要学习和积累在公司的制度与文化之中。

实践探索的过程，是一个理想与现实不断冲突的过程，艰难而又曲折，甚至有点痛苦。在王学海总裁发表上述讲话之前，人福也形成过一些有益的惯例、传统，也出台过一些不错的制度，但是，由于没有来自最高层的明确的政策思路，这些惯例、传统和制度都带有偶然性，不配套也不系统，难以成为企业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验积淀下来。

今天，当王学海以人福总裁的身份，正式宣称要“通过员工的发展推动企业的发展”，即让员工、企业“互动发展”时，我相信这一现象会有改变。

王学海虽然这次没提“以人为本”，但 “互动发展”显然与“以人为本”一脉相承，而且是对“以人为本”很好的诠释。它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道义原则与策略原则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而且把一个抽象的理念变成了便于操作的思路。沿这一思路前行，企业在管理方面，特别是人的管理方面，创新路子会大大拓宽。

重要的不在于谁发明了“互动发展”，重要的在于一个总裁，他宣称要这样做了！

2

企业员工的发展问题由来已久。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问题，是去海尔参观的时候。我曾说过，那一次，面对海尔创造的奇迹，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然而就是那一次，也让我产生了不安。

那次，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庞大的生产流水线，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人密集地排布在流水线上，第一次看到这些被锁定的人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着钳子、螺丝刀、电钻等最简单的工具，重复着打孔、拧螺栓、螺母等这些最简单的动作。而且，他们清一色是二十啷铛的姑娘小伙！

“海尔在快速发展，但这么多在重复劳动中耗去青春年华的姑娘小伙，他们的未来在哪里？难道企业是一列不断向路基两旁抛出人才垃圾的列车？”这一想法，让我有点不寒而栗。

事实上，员工会不会被用“废”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蓝领员工，也存在于白领员工：知识无从更新，技能无以提高，屡遭挫折打击造成扭曲心理，超时超负荷工作使健康恶化等等，都会造成白领员工个人价值的贬损和职业生涯的危机！只是过去人们对这一点没有足够认识。

我自己是在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职业生涯管理》的小册子时，才知道员工的发展问题早已进入西方管理学者和优秀企业家的视野了。这本小册子阐述了一个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员工的人生负担（结婚、生子、育儿、养老等等）都有一个不断加重的阶段。如果他的职业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过早地停滞不前，甚至步入下滑通道，那么，他几乎不可避免要陷入窘困和凄凉。因此，企业和它的管理者不关心、不解决员工发展问题是不道德的！

很搞笑的是，我刚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半天没读懂。不是因为它深奥，而是因为我的“阅读期待”压根没对路！我以为这是一本帮人谋划自己职业生涯的书，根本没想到这是一本企业管理书籍（尽管书名中明明有“管理”二字）！我那时还不知道：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在发达国家已经被纳入企业的责任范围了！

今天的管理者们当然早就超出了我十年、八年前的水平。因为现在介绍西方管理学和优秀企业的书籍已如潮水般涌现，那些接踵而来的跨国公司也把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直接带到了我们面前。一位IBM深圳公司的职员告诉我：IBM作为一家优秀的美国大公司，很早就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它们的培训制度之中。公司重视员工培训，而且考虑了员工的长期发展：在制订培训计划前，它们会让员工自己决定专业发展方向，选择“管理”或者“技术”，再由公司根据员工的意愿，作定向培训。

据说，国内的优秀企业，如万科，也形成了解决员工发展问题的制度和方法。这些中外优秀企业无疑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人福现在的内外环境，跟十年、八年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3

关心员工发展可做的事很多，在这方面，各级管理者大可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真正理解什么叫“员工发展”。因为一说到“发展”，人们很容易只想到职位升迁。

是不是只有“升迁”才叫“发展”？如果是，一个企业的职位有限怎么办？

“升迁”，当然可以视为“发展”，只要它公平、公正、符合游戏规则。企业真与员工互动发展的话，员工升迁的机会也会更多。

但我们不能忘记：职位升迁只是员工发展的外在标志，它内在的实质是员工个人价值的提升，这种价值提升是以经验积累为基础的，以知识、能力和其他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前提的。抓住了这一点，才抓住了员工发展的本质，才不会把员工发展理解为提拔几个员工那么简单。

提升个人价值，既需要员工自己努力，也需要企业提供支持，而且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企业支持具有决定意义。企业关心员工发展，就应当尽可能为员工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这种环境由企业制度、企业文化和有强烈责任感的各级管理者共同构建。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才能得到提高，个人价值也得到提升，这才是根本上解决了员工发展问题。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来解决员工发展问题，才可能同时推动企业发展。试想：员工整体素质提高了，何愁企业不发展？员工整体素质不提高，却不断有人升迁，企业岂不危哉？

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就不会以“职位有限”作为无视员工发展的理由了，也不会因提拔过几个员工就心安理得了。

4

当前，有计划的培训，加上灵活的人事调配制度，已成为很多企业锻炼、提高员工的举措。一些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也设计了不少操作方案。这些举措和方案，都是我们可资学习借鉴的。

但是，在这些举措和方案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关注，那就是企业的道德环境。必须看到：企业的道德环境是直接影响着员工发展的。

道德环境对员工发展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直接影响各级管理者对待员工发展的态度。一个企业的道德环境不好，管理者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淡薄，很难对员工利益，对员工的发展问题，有真切的关心，因而也很难认真地全面地去贯彻“互动发展”的思路。

另一方面，企业的道德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员工成为什么样的人。首次提出“仆人式领导”这一概念的美国著名管理顾问格林利夫，在谈到领导者要帮助员工成长时特别强调：致力于人的成长，不仅指员工的职业成长，还指其精神成长，即不仅是作为员工的成长，而且是作为“人”的成长。企业的道德环境不好，会直接妨碍员工健全心智与健康人格的形成。如果员工只是偏重长知识，长技能，有术而无道，博学而寡德，有谋略无胆略，有理性无血性，多心计少肚量，精于算计而怯于担当，这种残缺扭曲的小人人格的发展，不仅对个人不利，对企业，对社会也是有害的。

再说，一个道德环境不好的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带来员工能力的快速提高。当公平与公正的原则遭到不道德的政治伎俩和权谋戏法的玩弄时，必然对员工产生错误的价值导向。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怎么能指望员工专注于学习知识，增长才干，而不花心思花时间去察颜观色，窥测风向，媚上悦下，作蝇营狗苟之事？

5

从“以人为本”，到“互动发展”，这是人福的进步。如果对这一进步还要挑剔什么的话，只能说它来得稍慢了点。将理念、思路，转化为组织的实践经验，这在人福似乎是一个弱项、短处。人福不缺人才，也不缺超前的理念和卓越的思路，但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它的行动能力，获取经验的能力，却常常与它思想的能力不相称。这，不知是不是人福至今未能侪身成功企业之列的原因？

但是不管怎样，人福总算有思路了，往后的事，就是将这“互动发展”落到实处。既然这是一件“同企业的赢利与发展一样重要的”事情，那就应当像评价企业赢利与发展那样，拿出一套评价员工发展的指标；像制订企业的经营计划那样，制订企业的员工发展计划；像落实经营责任到人那样，也落实员工发展责任到人；像奖惩经营计划的责任人那样，也奖惩员工发展计划的责任人。

总之，行动应当尽快跟上。

2006年7月26日

心情日记

给《人福》写稿

忙了好多天，总算把《人福》的稿子写完，发出去了。发之前，还在作最后的修改。修改时，看见编辑小卓上了MSN，怕他催，连忙先退出，直到修改完，才重新连上，要他收稿子。

初稿写完时，有4500多字。经一通删改，只剩4000零几了。但我还是怕长，分成了上下两部分，要小卓分两期发。根据我的经验，多数读者对于阅读2000字以上的文章得打起精神才行，如果自己没有把握能让他们愿意打起精神，最好不要把文章写得超过2000字。题目如果确实太大，内容太多，那就把题目改小，或者分几次发。

但我的意见小卓没采纳，他收到文章看完后说：他一口气就看完了，还是不分开好。他又说，8月份公司要开年中会，要发的文章可能也比较多，万一版面不够，再拖一期发，就隔得太久了。他这样一说，我也不坚持了。

给《人福》写稿其实是很累的事，特别是这种几千字的较长的稿子。一是难在对问题的描述必须准确，说轻了，不痛不痒，无济于事；说重了，会无端地伤人；总之，倚轻倚重都不好。二是难在分析问题借助的理论必须正确。人福高人不少，你那学理上的破绽有的是一眼就能瞧出的高手。说不说是人家给不给你留面子的事，但自己总得提防授人以笑柄。

另外，一篇文章尽是官话套话，那还不如不写，省点力气修身养性，要写点真实想法、真实感受，又难免引起别人种种猜测联想，甚至还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在我看来也不是坏事。说明你说的话贴近他们身边了。要是一篇文章让谁都觉得跟他无关，你还写什么劲？但既然有人“对号入座”了，你就得注意不要引起误会，特别是不要让人误以为你对他有恶意。即使是批评，也得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善意传递出去吧？这不光是文字技巧上的功夫，更是要净化写作心灵的事。人在写作时是很容易让一些杂念掺合到文章中去的。比如借机抬高一把自己，或者踩乎别人一脚。有时是被一串自以为得意的文字牵着跑，而完全忽略了别人对这番话会有什么感受。不把这些杂念排除掉，你很难让你的善意从心里流向指端，流向键盘，流向电脑屏幕。给《人福》文章是写给一个单位的同事看的，你没有理由不处理好这些问题。

正因为这样，给《人福》的文章几乎都是逐字逐句推敲出来的。写得困难的时候，说“呕心沥血”都不为过。初稿写完后，还要放一下，过一两天再来大改几次，主要是怕自己没有走出思维定势时，有些毛病一下子看不出来。

这些年，给《人福》写了不少文章。有朋友问，你怎么只给《人福》写，不给其他刊物投稿呢？我说：我又不是专业撰稿人，我是一名企业管理者，写稿只是我参与管理的一种方式。

前天小罗给我传来几篇网上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一个台湾企业老板的讲话，他说：想法是空气，语言是流水，只有写出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固体。他主张管理者要写。

斯言善哉，我赞成。

至少有文化的管理者不应当学没文化的老板不动笔。

前两天正写得辛苦时，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远汉发来的：“今天很偶然地看到你在《人福》上的文章，透过字幕，感觉到你那份凝重的责任意识，佩服！”远汉是一亲戚，不在人福做事，平时也没有太多往来，要说偶然，他这短信还真“偶然”到家了！我赶快回复：“哈哈，老弟，别把话说重了，我担不起。不过玩文字而已！”

也就是玩文字而已，虽然有时玩得辛苦！